江西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江西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

明代以前的江西,文运昌盛,中国谷仓,“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都来自江西,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更是描绘了一个灿烂非凡的江西。只是,这样的景象进入明代之后,并没有得到延续。直到今天,江西也不算是发达省份。

那么,江西是如何一步步衰落的?

我们可以将明代中期视为江西盛衰转折的分水岭,这期间导致的社会失序、中国南北远距离贸易路线由内河向沿海转移、太平天国时期的长时间拉锯战争,使江西自明代中期以后持续衰败。


 “盗乱”和民变


按照自然地理,江西应该分为三个地域来看待:南部、中部和北部。南部山区是湘赣闽粤交界地区,“盗乱频繁”;中部和北部地区,因为唐宋以来的南方开发、地处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粮食产量高、文化上相对有优势。

“盗乱”一般容易发生在山区和几省交界处。宋至元之间,因为“私盐”的问题,有不少“盐贼”;在朝代鼎革之际,也有不少“盗寇”、“流寇”。江西“盗贼”的特殊性在于,湖南、福建、广东的“盗贼”来回流窜过境,形成大势,还有不受控制的少数民族“峒”、“畲”、“猺”参与其中。

明中期之后,里甲制崩溃,大批流民进入赣南山区。“流民”当中,既有本地逃避赋税徭役的,也有本省内其他地方的,同时有来自外省(主要是福建、广东)的客民。一部分客民变成新的“流寇”,也有被客民排挤走的当地人沦为“流寇”。

人口流向江西南部山区的另一个原因是,这里虽然耕地不多,但是人少,人均土地面积在江西省内比中部的吉安等府要高。


同时,也有客民进入一些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市镇。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性的市镇在江西涌现,以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造纸闻名的河口镇、以药材闻名的樟树镇、在景德镇之后兴起的另一个瓷器镇——吴城镇,都是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和交通优势而兴起的市镇。由于客民的涌入,景德镇的土著和外来人的矛盾尤其突出,甚至出现了明万历年间的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在此前后的几百年间,还有很多次民变。



赣南山区的“盗乱”以及市镇中出现的民变,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社会组织的薄弱、政府对社会的失控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衡。

古代社会秩序的有序,表现在四民各司其业,各籍安分守己,政府能够正常收税派役,教化得当,各阶层、各群体之间没有太多矛盾。按照这几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盗乱”和“民变”的发生,说明这些都已经被破坏了。

在宋元之间,江西“盗乱”的问题被遮盖,是因为江西文风还很兴盛,书院很多——元代著名学者272名中有93人为江西籍,全国407个书院中73个在江西,理学蔚为大观,“盗乱”也仅集中在控制薄弱的山区。

明廷对赣南“盗乱”频发的情况,并非没有采取过措施——重新设立之前被撤销的南赣巡抚。1516年(正德十一年),王阳明作为第二任南赣巡抚上任,举措尤多。

针对社会秩序失衡的每一个方面,王阳明逐步采取了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是惯常采用的,比如招抚“流寇”、善后、设置新的行政区划;重整里甲秩序;清丈土地、减免赋役;建立乡兵等。有些是江西首次实行,比如“保甲法”及与之相配套《十家牌法》。

“保”在乡村,“甲”在城市,都是以10户为一单位。《十家牌法》即每十家的所有信息记载于一个牌上,各户籍贯、姓名、年龄、面貌、职业、人丁数、有无来往及暂宿人口等,每天各家要拿着此牌轮番到各户门前,一一对照,一旦有可疑人出现,十家连坐,以避免藏匿流动人口。在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社会,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避免消息走漏的办法。

为了避免《十家牌法》在山地广大乡村地区流于形式,王阳明又在乡村地区实行了乡约制。这些都是政府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手段。

“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加之原来就存在的宗族和地缘共同体,共同实行救助、教化、调停等。通过此,王阳明把自己的教化——“致良知”也渗透了下去,主要是通过教化来让民众意识到秩序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挽救赣南社会失衡的方法。虽然他的阳明学一度兴盛,但他终究还是没能阻止赣南、江西持续衰落的命运。


南北贸易线路弃江就海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沿海人民出海贸易,乾隆22年至道光22年(1757年—1842年),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由“十三行”负责与外国人进行贸易。在没有更先进交通工具的时代,从北京到广州的内河运输线是,京杭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珠江,鄱阳湖和赣江都在江西境内,江西无疑是受益者。



赣南的大庾县位于明清时期著名的大庾岭商路的北端,该商道通过赣江支流章水,沟通赣江,从而与全国的市场体系发生联系,赣南的瑞金——汀州、筠门岭——潮州以及散处于各县山隘的许多通道则使赣南与临近的福建、广东、湖南地区不断进行交流。



明中期以后,赣南山区的开发是在外部市场的刺激下进行的,不仅山区的各种经济作物运销外部市场,而且本地生产的粮食也和全国性的更大的区域市场格局息息相关。围绕着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市场。同时,这也产生了大量的职业和帮会,也带来了流动性。不难想象,“广东体制期间,江西社会的繁荣是空前绝后的”。



但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开放了除广州之外的四处沿海通商口岸,远距离贸易从上海开始,沿东海一路向南,绕过南方内陆地区,江西受到全方位的受影响,经济开始急剧衰退:从人员的职业到税收的减少,再也没有富商巨贾前来买卖了,政府税收全靠本地产品的收入,自然消费也减少了。



对于山地面积居多的江西,纸和茶是本地的优势品种,但开埠使得江西商人的荣光不再。



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幅度破坏



江西处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中心。“太平军从1853年正月占领九江府至1865年退败广东之前的长达十余年间,曾先后五次进入江西省,使其遭受极大破坏。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12府州60余州县被悉数占领。其中,1855年11月至1859年7月的4年时间,是石达开的10万军队和湘军主力展开激烈战斗的地区。”“在太平军进入江西时期,不但太平军,而且流寇、土匪和无赖也蠢蠢欲动。”





《矛与盾的共存》

(韩)吴金成 /著

 崔荣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清朝后期极重的厘金税负,太平军和湘军团练战争的物资、费用,也都要从江西当地摊派。经济上失去了商道已是致命打击,再“太平军”、“流寇”、“教匪”,破坏是全面的。

    

历史的延续性



当然,除了江西何以衰落,《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江西社会研究》力图展示一个立体的“江西”,着力描写了明清江西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对于江西的独特性点得还不明白。甚至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多次表达的是与此相反的见解:江西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不仅仅限于江西,而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确实,明代中后期全国都是动荡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是朝代鼎革之际,社会秩序都不会好到哪里去;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内忧外患;民国时期,面临的是多种道路选哪种的问题。但这也并不能说明全国都一样、江西只是缩影。



其实,作者的料都齐了,差的就是点明和重新按照问题组织顺序、进一步阐释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对于一本把多年的论文按照主题汇编成集的书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不是带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去写的。这还与本书主要依赖档案等官方正式文献,对于真正的“地方性”资料用得过少,对于江西全省、整个中国的宏观把握还是不够有关。



历史的延续性对于江西来说,要特别予以关注。在古代中国,对于无法完粮纳税、应付差役的百姓来说,山区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逃离到此处、继续存活下去,熬到减免政策或鼎革,所有的都一笔勾销,再重新来过。而这部分人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变化,由“编户齐民”变成了不在册籍的“流寇”、“盗贼”。现在很多人对过去的中国的理解是,好像每个省都一样,而其实每个区域是很不同的,找出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这是研究江西社会的意义所在。



江西是中国一个非常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省份。看起来,江西衰落的过程和古代中国的衰落过程是一致的,在近代遇到的问题也是相像的,但这无法解释江西本地的“土客矛盾”;无法解释“程朱理学”如何被“阳明心学”所替代;无法解释从富庶、文运昌盛到现在与上海、广东等的巨大差距。为何江西会成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何“江右商帮”不再被人提起?为何现在的江西不再是文化大省?



这些都要回到历史和本地实际去寻找答案。在小农经济居于主要地位的古代中国,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米、茶叶、瓷器、药材、茶油等)、科举上占优势即可以过得不差;在工业时代,有矿产资源、深加工企业、大型工业企业能够发展得很好,建国初期,并没有在江西布局大型工业企业;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不是江西这样的内陆省份;在后工业时代,靠人力资本取胜的今天,只有两所高校的江西,在资源集聚和资本集聚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比拼不过的。



这不仅是江西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不发达省份及贫困地区普遍面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江西倒真有些中国缩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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