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师大】《中国社会科学报》| 王启龙:国外藏学研究发展源流

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4、5专版刊发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启龙教授的文章《国外藏学研究发展源流》,该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研究成果。

C1

报道链接:http://www.cssn.cn/gd/gd_rwxb/gd_ktsb_1681/qqsyxdzwzxyj/201807/t20180717_4504834.shtml

全文如下:

王启龙:国外藏学研究发展源流

藏族的主体在中国境内,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藏学属于全世界,藏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成共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外文化的交相碰撞和频繁交流已成常态。因此,全球视野下的藏学研究也是如此,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可或缺,过往西方学界某些学者的傲慢心态和国内学界部分学者的封闭心态都不可取。对我们而言,应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立足国内,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练好内功,奉献优质研究成果,并竭尽全力将中国优秀的藏族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放眼世界,就要具有全球视野,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同行的优秀成果,从而推动国内藏学发展。

何为“藏学”(Tibetan Studies, Tibetology)?首先,藏学不等于西藏学,藏学是研究藏族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基本上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但也包括藏族传统的学科,比如藏医藏药、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内容。它既不是无所不包的“泛藏学”,即凡是涉及藏族的都是藏学,也不是仅限于大小五明的传统藏学。其次,这里所说的藏学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藏族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因此,我们不会因为早在隋唐时期汉文史料就有与藏族先民相关的记载而将中国藏学历史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也不会因为早在13世纪40年代就有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意大利人乔瓦尼·达·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撰写的《蒙古史》(Ysoria Mongolorum [History of the Mongols])中收集了蒙古商旅关于西藏的信息而将国外藏学上溯的那么久远。再次,藏学研究藏族文化,那么那些属于藏族文化圈,或者说受藏族文化影响至深的民族,比如西藏地区的门巴、珞巴、夏尔巴、儼偷茸迦阂彩遣匮а芯康亩韵蟆4送猓?晒抛濉⒛晌髯濉⑼磷濉⒍?缱宓仍诶?飞嫌氩刈逦幕?忻芮辛?档拿褡逡灿氩匮а芯棵芮邢喙亍�

一般认为,科学意义的藏学研究发源于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研究藏学的开山鼻祖是匈牙利学者杜·乔玛(

Csoma,1784(或1790)—1842),因为他在1834年发表了《藏英词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故而享有“藏学之父”的美誉。不过,这只是讨论藏学史的一个时间坐标而已。事实上,在乔玛之前,西方藏学研究早已存在,出现过杰出的藏学家和非常重要的藏学著述。比如意大利人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从事藏学研究比乔玛早一个世纪,被誉为“藏学领域的首位先驱”;俄罗斯的德裔学者伊耶里格(Johann J?覿hrig, 1747—1795)早在1792年就用德文编撰了西方首部藏文文法著作,此书手稿至今保存在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等等。因此,杜·乔玛是“藏学之父”一说不等于在他之前没有藏学。

中国藏学的萌发则更晚,起步时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列强环伺、危机深重,在此历史背景下有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希冀用自己对边疆的科学研究(其中包括藏学研究)来唤醒国人的爱国斗志、唤醒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良知。迄今中国藏学只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但成就斐然而令国际藏学界瞩目。我们对中国藏学史初步研究的成果,比如《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2003,2013年修订本)和《中国藏学史(1950—2005)》(2013)等,对此已有论述,在此不赘。但是,通过对中外藏学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深知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与西方藏学相比,现代意义的中国藏学仍是一门发展中的年轻学科。我们完全应该谦虚而坦然地承认和面对这个事实,并向对方求教和学习。

藏族的主体在中国境内,因此毋庸置疑,藏学的故乡在中国,但藏学属于全世界,藏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这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成共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外文化的交相碰撞和频繁交流已成常态。因此,全球视野下的藏学研究也是如此,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可或缺,过往西方学界某些学者的傲慢心态和国内学界部分学者的封闭心态都不可取。

对我们而言,更应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立足国内,就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练好内功,奉献优质研究成果,并竭尽全力将中国优秀的藏族文化及其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放眼世界,就要具有全球视野,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同行的优秀成果,从而推动国内藏学发展,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近几年来我们借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的资助,对海外藏学研究成果做了全方位的盘查、搜集、整理和研究。

如上所述,虽然匈牙利人杜·乔玛因为1834年发表《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而被后人授予“藏学之父”的桂冠,而且在他之后,匈牙利也出现了乌瑞(G. Uray, 1921—1991)这样的藏学大家,但后继研究者不足,没能继续占据藏学研究的高峰。后来在国际藏学界崛起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些国家的藏学发展无不是伴随着各自殖民主义扩张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意大利的藏学研究

西方人最早接触西藏的是意大利人,大多是传教士。上文提及的柏朗嘉宾,以及紧随其后的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2)都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会士,后者1328年在其撰写的《游记》(Itinerarium Terrarum [The Journey of the Lands])中直接说自己到过拉萨,但叙述与实际不符,故而这“第一个访问西藏的西方人”遭到质疑,但其著作“早在14世纪就以多种抄本的形式广为传播”,影响颇深。真正称得上研究藏学的西方第一人也是意大利人,也是传教士,即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他在1716年获准入藏,并在色拉寺学习,成为第一个学习藏文的欧洲人,此后翻译了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并在1718—1721年间用藏文撰写了5篇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学说的文章。而他1728年完成的《旅藏报告》(Difes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in ordine alla missione del Tibet)堪称藏学先驱之作,该著内容包括西藏的地理环境、政府组织、农业生产、风俗习惯、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和他在色拉寺一起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弗朗西斯·奥拉济奥·德拉·彭纳(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他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1716—1732, 1741—1745),除了传教,还投入到相关研究活动中,其作品主要包括信函、藏文佛教典籍(比如《中阴得度》和《佛所行赞》)的翻译和旅藏报告等。更重要的是,他还编写了历史上第一部藏文词典——《藏语—意大利语词典》。而方济各会的另一名成员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Cassiano da Macerata,1708—1791)的两卷本的《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日记——从1738年由马切拉塔启程直至1756年返回》(Diary of Fra Cassiano of Macerat since his leaving from Macerata on 17th August 1738 to his return in 1756, in two volumes)可谓最早的西藏人类学志,而他与奥古斯蒂诺·安东尼奥·乔基合作的《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基本要素——供使徒代表团使用》(Alphabetum Tibetanum Missionum Apostolicarum Commodo Editum [Basic Element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Published for the Use of the Apostolic Missions])早在1759年就在罗马出版,1762年再版。该书正文长达820页,实际上是欧洲第一部关于藏语和藏族文化的著作。虽然传播不广,但影响深远:1822年英国人摩尔克罗夫特就将此书推荐给了杜·乔玛,成为后者学习藏语藏文化的入门教科书。而至于包括德西德里的《旅藏报告》、彭纳的《藏语—意大利语词典》等在内的大量著述,由于多种原因都未能及时出版,故未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中很多都是后世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整理和编校之后出版问世的。这些拓荒之作没有得到学术界及时而足够的重视,德西德里等意大利人也就与“藏学之父”的桂冠失之交臂。

不过,意大利人对西藏的热情并没有因此丝毫减弱。18世纪初,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参与了中华帝国地理大测量的工作,其间大力投入对西藏的调查,最终成果收录在1721年出版的《耶稣会图集》中。而19世纪的地理勘察扩展到了西藏周边的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地区,据弗朗切斯科·塞弗热介绍,19—20世纪期间,那些相继前往考察的意大利探险家众多,代表人物有奥斯瓦尔多·若热·迪·库坦瑟(Osvaldo Roero di Cortanze,1853—1875)、罗伯托·勒库(Roberto Lerco,1890)、马蒂亚·祖布里根(Mattia Zurbriggen,1892)、路易吉·阿米德奥·迪·萨沃伊亚(Luigi Amedeo di Savoia,1909)和杜卡·德格里·阿布鲁佐(Duca degli Abruzzi,1909)、马里奥·皮亚琴察(Mario Piacenza,1913)、菲利波·德·菲力皮(Fiippo De Filippi,1913—1914)、艾墨尼·迪·萨沃伊亚(Aimone di Savoia,1929)和杜卡·迪·斯波勒托(Duca di Spoleto,1929)以及乔托·达伊内利(Giotto Bainelli,1930)等。

有了若干代人对西藏及藏学不懈的研究,出现了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这样重要的藏学大家及其众多知名的门人弟子(比如Luciano Petech,Mario Carelli, Raniero Gnoli, Maurizio Taddei和Corrado Pensa等),以及大量藏学经典著述,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

英国的藏学研究

如果说意大利的传教士们早在13世纪就开启了旅藏传教和探险之旅,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奠定了意大利人坚实的藏学基础和厚重的藏学研究传统的话,那么英国人似乎来得晚了许多,但进展却很快,因为它直接伴随着18世纪英帝国的殖民扩张。

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王国以后,印度正式成为英国在亚洲进行殖民扩张的根据地。在与葡萄牙、法国争夺印度半岛的同时,英国开始觊觎中国。从我国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市场的企图屡受挫折后,英国企图从西藏打开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商贸通道。但由于清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管辖以及西藏地方政府从乾隆年间起始终实行的闭关政策,再加上天然屏障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英国一直找不到机会和借口进藏。

直到1774年,当不丹德布王请求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益西(1738—1780)致信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希望哈斯丁斯下令已经占领不丹多处军事要塞的英军撤军。哈斯丁斯接到班禅信函就喜出望外,因为这为英国势力进入西藏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于是,他立即请求东印度公司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 1746—1781)赴扎什伦布寺回访班禅,他成为第一个到西藏(但未到拉萨)的英国人。从此英国打开了侵藏的序幕。第二位到西藏的英国人是萨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1749—1802),他于1783年1月,受哈斯丁斯委派,前往日喀则向新坐床的七世班禅表示祝贺,但其行程、随员和活动安排等都受到扎什伦布寺仲巴呼图克图种种限制。特纳1800年出版的《扎什伦布寺访问记》(An Account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Teshoo Lama, in Tibet: contain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Bootan, and part of Tibet)是英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西藏的著作,此后多次再版,并很快有了法文版。此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英国人了解西藏的主要参考。最早到达拉萨的英国人是谍报人员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他于1811年底乔装打扮潜入拉萨生活了4个月,在此期间不但拜见了驻藏大臣衙门的官员,还受到了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1805—1815)和摄政王第穆呼图克图接见。此人的旅藏日记以及上述波格尔的旅藏纪事后来由克莱门茨·马尔科姆(Clements R. Markham)整理编撰并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题为《乔治·波格尔西藏见闻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另外,威廉·摩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1767—1826)也值得一提,他是供职于东印度公司的英国探险家,广泛游历于喜马拉雅山区、西藏和中亚。据说他在阿里被强盗所杀后,西藏地方政府从其遗物中发现图片和地图等,足见其是地地道道的、为了搜集情报而入藏的英国间谍。有意思的是,正是他在1822年7月16日在列城接纳了游历中的匈牙利人杜·乔玛成为其团队成员,并向乔玛推荐了意大利人乔基1759年出版的《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基本要素——供使徒代表团使用》一书。这本书成为杜·乔玛学习藏语、了解藏文化的入门教材。在一起度过的五个月零六天里,他们一起学习藏文,并以乔基著作为指导,一起考察当地寺庙。另外,摩尔克罗夫特还在其他方面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以便他深入了解和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

从波格尔入藏开始,到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上述进入西藏的英国人都是政府官员。这些“藏学家”来到西藏,学习藏语,记录、介绍和研究藏族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地理风貌,并出版著述、发表文章广为传播, 但其目的显然已不纯粹是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给英帝国的殖民主义鸣锣开道,他们的“成果”为英国后来侵藏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他们客观上也为早期西方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20世纪以后,尤其是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藏学界耳熟能详的人物,其中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著名人物有如下几位。

1904年亲自率领英军入侵西藏拉萨的荣赫鹏(Francis Edwards Younghusband, 1863—1942),著有《印度和西藏》(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London: J. Murray, 1910.汉译本名《英国侵略西藏史》)、《喜马拉雅奇迹》(Wonders of the Himalaya. London: John Murray, 1924/ New York : Dutton, 1924.)、《埃佛勒斯峰史诗》(The Epic of Mount Everest.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 London, E. Arnold, 1926.)、《从北京到拉萨》(Peking to Lhasa; the narrative of journeys in the Chinese empire made by the late Brigadier— General George Pereira.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1925.)等。作为侵略者,他的著述,比如《印度和西藏》,即使再精彩也难掩其侵略本性,着实是一部血淋淋的英国侵略西藏史。

以《藏传佛教》(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with its mystic cults, symbolism and mythology, and in its relation to Indian Buddhism. London : W. H. Allen & Co., limited, 1895.)闻名于藏学界的劳伦斯·瓦德尔(L. Ausitine Waddell, 1854—1938)是英国著名东方学家、考古学家,著述丰硕,是英国高校开设“藏传佛教”课程、讲授藏学的第一人。作为随同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的“文化学者”,他还出版了《神秘的拉萨》(Lhasa and Its Mysteries: with a record of the expedition of 1903—1904. London: J. Murray, 1905.),与侵略者为伍也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

鼎鼎大名的查尔斯·贝尔(Charles A. Bell, 1870—1945)著述更多,不但撰写过《藏语口语手册》(Manual of Colloquial Tibetan. Calcutta: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05.)、《藏语口语语法》(Grammar of Colloquial Tibetan.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1919.)、《英藏口语词典》(English-Tibetan colloquial dictionary.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1920.)等英语世界早期最为系统的藏语口语系列著述,还出版了《西藏的过去与现在》(Tibet, Past & Pres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西藏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ibet.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31.)等在藏学领域影响至深的著作。但学术的光环永远遮挡不住其侵略者的身份,他介入西藏政治颇深,直接为英国侵藏服务,还是《中印会议藏印条约》(1890)和《中印会议藏印续约》(1893)的英方代表,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的藏事顾问,直接参与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划定和所谓内、外藏的策划。此人的确是西方公认的“西藏通”,但他也是今天所谓“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

古德(Basil John Gould,1883—1956)长期担任印度内务部之“锡金、不丹和西藏行政长官”,曾于1936年、1940年两度率团访问拉萨,对英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影响很大。学习藏文并从事藏学研究成其雅好,著有《基础藏语口语》(Elementary Colloquial Tibetan. London: 1943.)、《藏语学习课本》(Textbook for Tibetan Language Study (along with Gramophone Records). Kalimpong: 1953.)等,另与黎吉生(H. E. Richardson)合著较多:《藏语语音》(Tibetan Syllables. London: 1943.)、《藏语词汇》(Tibetan Word Book. Oxford: 1843)、《藏语动词词根》(Tibetan Verb Roots. Kalimpong: 1949.)、《藏医词汇》(Medical Vocabulary. G. Tharchin, Kalimpong: 1968.)等。

苏发祥提出,如果说荣赫鹏、瓦德尔、贝尔、古德等著述虽多,影响虽大,但因其官员身份及使命,难免带有政治目的和偏见的话,那么英国著名东方学家托马斯(F.W. Thomas,1867—1956)算得上较为纯粹的藏学家。托马斯曾于1906—1927年间相继担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员、研究员、馆长,并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教授。从20世纪初期,他始终致力于西域古藏文文献和写本的语文学研究,成果大多连载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报》,并出版了4卷本的《关于中国西域之藏文文献和写本》(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65. 4 vols.),代表了当时国际古藏文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其传世经典还有《南语研究》(Nam: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London: 1948.)、《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1952.)等。

随着二战的结束、印度的独立,以及日不落帝国的衰微,英国藏学的政客色彩日渐消退,藏学从业者大多是专业人士,慢慢从政客藏学向专业藏学转变。从托马斯起,20世纪后半叶以后直到21世纪的今天,研究领域有所拓展,代表人物有戴维·斯奈尔格罗夫(David L. Snellgrove, 1920—2016)、迈克尔·阿瑞斯(Michael Aris, 1946—1999)、查尔斯·兰伯(Charles Ramble)等众多学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以来域外中国藏学研究经典整理与研究”(14ZDB115)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版权所有网站地图
地址:中国・江西・南昌紫阳大道 99 号  邮编:330022 Tel:0791-8120300
赣ICP备05000146号 管理员信箱: root@jxsdwl.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