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本怀/如何提升现代诗创作的辨识度


如何提升现代诗创作的辨识度

吕本怀

一,必须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意识

现代诗既然被冠有现代二字,现代性就应该作为其最基本的特质,而现代性最集中体现于能否以现代观念去观照所写的题材,即使针对历史题材,也应具有现代观点与现代表达。一个最显著的焦点便是在今天如何面对城镇化,在今天如何看待并表达乡村。在当下,不少诗人一方面惬意地享受着现代城镇文明,另一方面却不断表达对现代城镇文明的深恶痛绝,情感上显得水火不容,同时对早已不存在的世外桃源留恋不已,其所呈现的往往为数十年前的乡风村韵,并自作多情将其当作眼前的现实,这明显属于一种臆想与伪造。

以我的观察,当下敢于融入城市并能真切反映城镇文明的,在现代诗写作者中所占比例极小,绝大部分写作者至今依然靠着“伪乡土诗”而生存;广东诗人林馥娜对此曾有过具体分析,并且她自身就是城市诗歌写作里身体力行的一个。另外,我的视野中还有一个石蛋蛋,作为出租车司机,他基本做到了以市民视角来反映所听到、看到、想到以及所必须面对的一切,在我看来多为纯粹的城市诗歌,体现出一种现代思维,甚至不乏公民意识。此外,一些打工诗人也能较为全面具体地反映自己在打工所在城镇的真实生活,虽然其创作里乡愁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并因此还将自己不得不逃离的村庄想象成昨日桃花。

古老的农业文明必将让位于工业文明,曾经的村庄生存必然让位给城镇生活,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谁可以阻挡,作为现代诗人,只能去适应,而不能逃避,因为你在一般情况下也逃避不了。现代意识首先应该是对时代变迁的适应,是由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型,是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型,也有从市民到公民的转型。如果一味地逃避与抗拒,写作者最终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他所写出来的作品不过徒具现代诗的外表而已。

值得指出的是,时代意识并非就是时事政治,比如有的人为配合各级中心,写了不少诗行,最终却极可能一行也难以流传,有的人则被满世界的新闻事件所绑架,并写下了海量的公共事件诗,最后也有可能一字无存。关于这一点,之前实在有太多诗人可作为借鉴,这足以说明时事政治与时代意识之间不能划等号。时代意识,首先应该是诗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对当下生存的深层次思考,必须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思考,而不仅仅跟着时代说大话、官话、套话、假话,这样的话太多了,必然被岁月掩埋,而难以站立在时代巅峰,并因此成为所在时代的标识。

另外,作为一个现代诗人,还应仔细考量某些古典题材在今天的实情,比如旅途,相思,亲情,爱情,太阳,月亮,山水,倘若你还是一幅千百年前的腔调,还是千百年前的感喟,那往往只会贻笑大方。

二,必须拥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我以为一个现代诗人必须拥有创作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写什么的问题。世界无限辽阔,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作为一个写作者你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一般而言,创作根据地应与个体经历有关。比如岳阳诗人万辉华,曾有过乡下生活体验,于是他将各种农具作为写作的对象,目前已写了六十多首农具诗,并将农耕文明与地域特色融汇其间,从而让自己的创作有了一定的特色。再如湖南诗人罗鹿鸣,曾于青年时代到青海支边,人到中年之后,他将这段生活作为创作素材,写出了数以百计的诗篇。于青海而言,他既是一个外来者,又是一个内生者,二者交汇让他的青海诗歌既不同于青海本土诗人,更远超越内地到此一游的诗人,形成了自己质朴、纯粹、本真、融汇、充沛、宏阔、叙议结合、浑然一体的写作风格。

一个诗人的创作根据地还与所处地域相关。比如湖南诗人郑德宏,出生于华容县治河渡镇上高村,经过数年打造,他将上高村变成了自己的创作根据地,以上高村人事物景为对象写了上百首诗歌,其中写油菜花的便有十几首。再如湖南诗人鲁橹,因有长期北漂的经历,诗歌中有不少便以她所客居的北京为题材,呈现出了自己作为一个北漂者的生存体验,让人充分感受到她在异地的酸甜苦辣咸。郑德宏的上高村,主要源自他成年之前的体验,鲁橹的北京则来自她不惑前后的感觉,却不妨碍他们将某个地域彻底改造成自己的创作根据地。

创作根据地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地域,如刘年近年来的国内旅行诗,再如林旭埜近年来的国际题材诗,即使在地域上都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他们在呈现时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风格,并让其写作抵达了相当高的境界,在读者中拥有较为持续的影响。

三,必须具有明确的创作方向

就诗人而言,有了一定的写作年限与境界后,必须明确自己的写作方向,而不能老是满足于东一榔头西一扁担。某些人热衷写应景诗,元旦来了写元旦,三八来了写三八,圣诞来了写圣诞,春节来了写春节,年年如是,周而复始,往往将写作变成了一种毫无创意的重复,并让自己的表达越来越从众;某些人则热衷于写同题诗,我以为同题诗偶一为之没问题,问题在于不少人将其变成了日常,周周写,甚至天天写,别人出的题目常与自己风马牛不相及,那怎么写?于是,硬写、空写、假写势在必然。

作为一个诗人,至少人到中年后,应明确好自己的写作方向,不要再人云亦云、人写我写、亦步亦趋,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这方面有不少人做的比较成功。比如湖南诗人陈惠芳,长期以来坚持写长沙,而且多写九行诗,日积月累便有了数百首,不仅体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生存生活,而且能在其中感受到长沙城市风貌的发展变迁。再如湖北诗人杨章池,前些年着力写自己曾居住过的松滋县城,这些年来着力写目前工作着的荆州,去年出版的诗集《小镇来信》,这两方面的诗作是绝对主力,正是这方面的写作让他成为城镇文明表达里的佼佼者。另外,岳阳诗人群也有不少典型,如李冈笔下的岳阳楼,朱开见笔下的集成垸,戚寞笔下的新墙河,蒋娜笔下的洞庭湖,谢谢笔下的凉亭村,目前都已成为其诗歌创作里极为重要的标识。

一个人有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往往会让其诗歌写作成就与影响力具有天壤之别。一个总满足于东一榔头西一扁担的人,尽管最后写了不少,却难以有人提起并认可,自身也难确定什么才是其写作的内核,而一个有了明确创作方向的人,尽管开头会感觉较难,甚至不免枯燥与失落,但只要坚持数年,一定会有取得骄人的成绩。

四,必须打造一定的创作模式

即使现代诗不像古体诗那样具有明确的模式,但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现代诗人,还是应建立起自己基本的创作模式。当然,这种模式并非模板可以套用,甚至于将每首都写得毫无差别。目前,口语诗创作已呈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一个诗人的写作,甚至一个圈子里的写作,都比较明显地趋同,这样发展下去较危险,如此的诗作者与诗作者群终将会有枯竭的一刻,也最终会被读者所抛弃。

而我视野中,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有李少君、张二棍、大解、聂权、刘川、毕志、安琪、李不嫁、雪克、李立、欧阳白、李栋、谷未黄、剑男、南人、林荣、薄小凉、罗秋红、涂勇、王子俊、拉萨等,他们的写作的确有了一定的模式,并因此形成相对稳定的风格,其中不少人的诗甚至无需署名读者也能猜到。同时,正因他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创作模式与表达风格,创作量往往较大,网络与纸刊经常能看到他们有新作发表,且常是一发一大组,如此经常露面与集团出击,极大地提升了他们在诗坛上的知名度,并各自拥有一批相对固定的读者。

而要打造一定的创作模式,主要在于把握好不变里的变与变里的不变,尤其在于怎样在变与不变中把握好一个度。完全不变,写作便有可能成了一种机械运动,写作的动力与对读者的吸引力有可能慢慢消失;而动不动就大变特变,则有可能让写作脱离驾轻就熟的状态,甚至有时还将因此陷入到写作中常遭遇到的迷茫与虚无。

依我看,一个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创作模式的诗人,就仿佛在心底安装了一个全息摄影系统,不管面对什么题材,只要他想写,心中很快就能生成一个基本影像,后续工作不过是对这个影像的校对、补充与完善(当然,也有常常伴随写作本身而出现的灵感与惯性推动),具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只要他想写,即使当场口占,所拿出来的作品质量基本上还可以。而于心底还未安装这样一个全息摄影系统的写作者而言,面对一个新的写作对象,往往就得冥思苦索,甚至挝耳揉腮而不得。

五,必须建设好自己的独特语言系统

古体诗因有诗言志的传统,因此,其写作内容至关重要,表达主旨至关重要。而在现代诗写作中,正如谭克修所言,“写什么”已经淹没在“怎么写”之中,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自足的叙述结构。因此,现代诗写作中语言的意义抵达了一个从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中国传统那个不能被语言所及的,属于超验的‘道’的物质世界,在现代汉语诗歌里,也可能就是语言建构的世界,符号的世界本身。”(谭克修语)

现代诗发展到今天,某些主旨已没有多少可比性,比如写父爱、母爱,读者所着眼的往往并非你爱的表白有有多真、多深,而要看你用怎样一种方式将其呈现于他们面前,而要将其呈现到最好,自然离不开细节的选择与表达,而在细节呈现时,语言系统显然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一个诗人的成熟,往往就在他于语言上有了一个独特体系,包括其最常用的词语、句式、修辞、技巧、意象、物象等等,这些在一定情况之下常常会成为写作的惯性,能够自行推动写作朝前行进。正如谭克修所言,“成熟的诗歌文本,语言不再安心于只为叙述者及其客观世界服务,可以独自生长,在不同读者那里克隆出无数的世界,甚至是叙述者未曾见过的未来世界。”此种读写状态便是写作、阅读过程里所谓的灵感,而这种灵感往往源自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动能。

另外,现代诗与古体诗在写作上对语言要求有所不同。古体诗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语言系统,写作者往往只要善于借用即可,而现代诗写作里,借用一般是不被允许的,这就决定了现代诗人必须致力于自力更生构建自己的语言体系,这种体系未必每个人都有多么独特,但至少与他人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并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仔细读当下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并采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应该可以凸显其语言系统的独特之处。而一个始终不想在语言上自力更生的人,其创作只会弥漫着公共语言气息,很快就将被岁月所掩埋,十甚至极有可能陷入模仿沼泽而难以自拔,甚至因抄袭最终为诗人群体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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