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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鸡娃、躺平与内卷

一考定终身,鸡娃现象不止;一房定终身,躺平主义盛行。鸡娃是一种内卷化,城市中产的父母与娃深陷教育焦虑之中;而躺平主义是对内卷化的一种消极反应,城市青年在表达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该如何理解这两类社会现象?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鸡娃、躺平与内卷。
 
01
 
鸡娃:一种社会现象
 
  
 
鸡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今,城市中产的父母,给孩子报各类培训班,辅导作业,督促考试,用惩罚、鼓励及各种方式让孩子刻苦读书、努力拼搏。这就是鸡娃。不幸的是,我也是鸡娃父母的一份子(愧对孩子)。
 
鸡娃行为,被认为是教育焦虑,更深层次说是代际的生存焦虑。古代的父母鸡娃不?农耕时代的生存极为残酷,鸡娃也更加残酷。在收成糟糕的年份,杀婴、弃婴颇为普遍。在收成好的年份,鸡娃的方式主要是棍棒、体罚与管教,旨在拔苗助长。
 
《圣经》上说:“愚昧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仗可以远远赶除。”菲利普·阿利埃斯在1960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中指出,在16世纪之前,父母在情感上对他们的孩子漠不关心,部分原因是由于儿童死亡率很高。古代父母也是爱孩子的,但是教育方式和亲子关系显得冷酷无情。育儿是一个长周期投资,没有足够储蓄的家庭根本承担不起教育的成本与风险。迫于短期生存与生计,古代父母往往以成人的标准要求小孩,旨在催促孩子尽快进入宗教与伦理的稳定通道,快速成长成年,早日结婚生子与下地生产,以确保繁衍后代与养活家人。这就是人类残酷的鸡娃极简史。
 
直到20世纪,人类才真正进入属于儿童的世纪。二战后,欧美世界的儿童开始踏入现代儿童教育的通道正常成长,一定的家庭储蓄支撑孩子享受天真与烂漫的童年。战后婴儿潮一批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他们更少地遭受鸡娃的“祸害”。
 
不过,从80年代开始,鸡娃现象在美国家庭也逐渐升温。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在1969年出版的育儿经典《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中写道:“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此后几十年,“直升机育儿”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调查数据显示,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7分钟辅导孩子写作业。到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陪孩子,其中1个半小时辅导孩子写作业。
 
美国父母的鸡娃倾向虽有所强化,但与如今中国的父母相比,那简直是弱爆了。在中国,很多城市家庭的父母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间超过1个小时。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培训班的接送。孩子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几乎都处于被“鸡娃”状态。
 
鸡娃为何盛行?
 
美国经济学家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其《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中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种现象。这两位教授认为,经济不平等是父母鸡娃的重要原因。收入不平等程度与父母鸡娃程度成正比。
 
二战后到70年代,欧美世界的不平等程度走到历史低谷,那时的父母给予了孩子更加宽容的环境。从80年代开始,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美国家庭的鸡娃程度明显上升。美国最富裕10%家庭和最贫穷10%家庭的总收入比率从1974年的9.1上升到了2014年的18.9。最近30年热衷于鸡娃的美国父母,恰恰是在六七十年代享受了快乐与宽容童年的一群人。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分两个角度看问题:
 
一、收入不平均不等于不公平,最近半个世纪高收入人群崛起,有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结果。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让更多家庭意识到教育的溢价,从而加大了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80年代的1.5提升到现在的2。
 
二、贫富差距扩大更多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最近三十年,尤其是进入千禧年后,美国货币超发洗劫了中产家庭的财富,膨胀了富人的金融资产,扩大了贫富差距。同时,不公平的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大量工厂转移到海外,本土小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8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变化,而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翻了一倍。
 
第二点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在全球范围来看,竞争越不公平,阶级越固化,社会流动性越低,父母越努力鸡娃。过去,城市中产是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力量。当中产父母意识到收入停滞不前时,发现阶级愈加固化时,焦虑逐渐蔓延到下一代,渴望强化密集教育、使用代际组合的方式进入社会的上升通道。
 
马赛厄斯·德普克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度越高的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德国,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越宽容;社会公平度越低的国家,如土耳其、俄罗斯及其它国家,父母对孩子越严厉、越苛刻,鸡娃现象越严重。美国、英国是居于中间层次的国家,但最近几十年,随着不公平程度加剧,鸡娃现象明显加强。
 
社会制度越是平等的国家,父母越倾向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想象力;社会制度越不平等的国家,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勤奋品质和争胜能力。为什么?在一个公平度不足和阶级固化的社会里,抢占赛道是第一位的。只要占住了位置,就意味着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财富的分配权,独立性、想象力、专业天赋都只能甘拜下风、被动服从。
 
而鸡娃是抢占赛道最高效的手段。两位教授的研究发现,在英国,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应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最高。权威型教养方式将提升阶层的可能性提高了13%。
 
我在《教育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教育逐渐演变成为智力选拔竞赛,成为中产家庭向上阶层流动的最渴望的通道。在一个“行行出状元”的公平竞争的社会里,父母不会执着于让孩子拼命读书、考试和上大学。父母不敢让小孩放弃学业专心打球、专业唱歌,打球、唱歌亦或是其它领域,说明这些领域的上升通道太窄、太不稳定和公平度欠缺。唯有考试是相对公平、稳定与可预期的。一些大城市入户的条件提高到本科学历,如果不鸡娃、考不上本科,这些孩子将来在这些大城市竞争与生活的资格都不具备。反过来,拥有本科文凭,才能摸到进入大城市的门槛。如今这条道路越来越清晰,拼小学,拼重点高中,再拼重点大学,然后直通公共型企业、公共机构及大型机构。他们在大城市为下一代购买优质学位房,继续鸡娃、鸡娃、鸡娃,如此反复循环。
 
拼教育拼的是智力、毅力和家庭资源,如今越来越向取决于家庭资源。如果算上学位房,父母为孩子投入了极高的教育成本。房价越高,房贷越重,教育成本越高,投资回报压力越大,教育焦虑越严重,鸡娃越流行。
 
 
 
 
 
02
 
平躺:一种社会思潮
 
 
 
当今,城市中产家庭天天鸡娃,社会上却掀起躺平主义之风。谁是躺平一族?深圳的三和大神,还是全国各地的啃老族?其实,社会上流行的躺平主义,并不是指某个人或某些群体,而是泛指流行于城市青年群体中的一种社会心理。
 
 
躺平,可能是佛系、丧文化的扩大化,带有自黑、颓废、悲观、无奈的情绪,表现为低欲望、无兴趣、逆传统与不合作,对精英主义、犬儒主义、功利主义表示不屑,暗藏着一种无声抗议与不合作的态度。
 
躺平族中存在自我放弃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不能完全代表躺平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或社会心理来看,躺平更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他们中不全是没有高学历、高竞争力的青年,有些人赚得不算太少,但买房无望,不想加班,不想为老板拼命,无力考虑结婚、生孩子和买房子;有些人可能已经有房子、家庭和孩子,他们曾经是奋斗者,如今不再努力赚钱,不再图谋晋升,不再有追求;有些人是对巨大社会惯性的一种暂时回避,不愿意被各种意识洗脑,不愿意被内卷化洪流席卷;有些人则试图建立一个小小的但属于自己的空间,做一个脆弱的但不被裹挟的独立个体。
 
为何流行躺平主义?
 
躺平主义流行,说明社会激励机制出了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激励机制就会出什么样的社会思潮。我们看过去美国两种典型的社会思潮:嬉皮士和雅皮士。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青年群体中流行一种社会思潮叫嬉皮士。这群年轻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反对一切束缚,他们追求绝对的自由、平等与博爱。与躺平族不同,嬉皮士善于用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如奇装异服、行为怪诞、街头艺术、吸食大麻、听摇滚乐、跳摇摆舞、支持同性恋和群居村。美国社会对嬉皮士保持着宽容态度,也有人视嬉皮士为堕落、放荡与污秽的代名词。
 
到了80年代,嬉皮士逐渐衰退,雅皮士兴起。与嬉皮士截然不同的是,雅皮士是一群积极上进、努力奋斗的城市中产。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追求新知识与新技能,注重自己的着装、行为与生活品质。
 
嬉皮士为何消失?雅皮士为何兴起?
 
嬉皮士文化是当时美国平权运动的一部分。这波平权运动冲击了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同种族、宗教的人以及移民,如黑人、无宗教信仰人士和亚裔移民,在众多领域享有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和晋升通道。到了80年代,嬉皮士文化逐渐被主流社会吸收,青年人包括原来的嬉皮士在体育、唱歌、艺术、商业、金融、技术等领域获得一定成就,晋升到城市中产阶层,甚至跻身精英朋友圈。这就出现了雅皮士。
 
比如篮球教练菲尔·杰克逊、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他们年轻时都是叛逆的嬉皮士,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精英。蒙代尔在60年代被业界称为“疯子经济学家”,他在芝加哥大学时经常饮酒、抽烟和打牌,把教员休息室弄得像矿区的酒吧。但如今说到蒙代尔,很多人会尊称其为“欧元之父”。
 
进入千禧年后,雅皮士文化在美国也很快消失了。只有在华尔街金融圈,我们还能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年轻精英,但已没有了雅皮士的味道。这是为什么?
 
最近20年欧美世界的中产阶级在萎缩和下沉。我们知道有一个“大象曲线”。这个曲线反映了1988年到2008年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实际收入变化。结果显示,这20年处于75%到8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最低,实际收入累积所得接近于零。他们多数是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富人收入增长最多,他们多数来自全球性富豪及贫穷的亚洲国家中上阶层;其次收入增长较大的是中下阶层的人群。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进一步萎缩,富人的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更加膨胀。
 
中产阶级萎缩和下沉的主要原因是遭受不公平的制度冲击,主要是货币超发洗劫财富,以及扭曲的全球化秩序打击工资收入。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说明阶层晋升的通道越来越窄,晋升的难度越来越大,社会阶级更加固化。
 
2008年金融危机击穿了数百万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雅皮士思潮彻底沦落。取而代之的是福利民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福利民粹主义在美国底层民众中流行,民主党的媒体力量为他们发声,民主党的进步派将他们揽入票仓,主要是黑人、少数裔、移民者、低收入者。美国本土工人、小企业主、商业经营者、中产阶级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他们在2016年支持特朗普上台来表达他们的主张以及捍卫他们的利益。
 
这就是2008年以来美国两大社会思潮。最近20年,社会制度不公和阶级固化的倾向愈加严重,底层民众与中产阶级都无力从经济领域改变现状,但是他们没有躺平,而是使用选票工具与新闻权力进行博弈。
 
全球货币超发与全球化秩序扭曲,加重收入分化与阶级固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与前两大社会思潮不同的是,躺平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佛系的思潮。躺平,是对高压生存、通道固化一种被动的反馈,亦或是暂时的主动的回避。躺平族中有教育竞赛的失意者,他们没能通过考试进入到名校通道及对应的社会阶层;也有教育竞赛的胜者,但是教育竞赛和安逸通道扼杀一切兴趣、乐趣、责任、渴望与梦想,他们累了厌倦了只想躺下。当然,前者是大多数。
 
一考定终身,将多数人隔离在存量争夺的海洋里;一房定终身,让多数人望洋兴叹、望房绝望。从一考定终身到一房定终身,这两次通道的关闭对个人的惩罚浩荡。与攻占华尔街的福利民粹主义和占领国会大厦的特朗普主义相比,躺平主义似乎更加和谐与稳定,但又更加无奈与悲情。
 
有些人指责躺平族为无能、懦弱、没担当、找借口、缺乏责任心与“废柴”。这种指责在忽视规则的前提下似乎占据了道义上的正确。如果我身边的亲人“未富先躺”,我不会指责他,不会过度干涉他的自由选择,但可能会鼓励他去改变与努力。但是,一旦把规则纳入进来,这种指责便骂错了对象,这种鼓励显得无力。
 
当一种社会思潮一旦兴起,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是个人。在一场一千米的赛跑中,一位选手光腿跑,一位则开跑车。然后光腿选手退赛了,观众在台上骂他为懦夫,他的朋友鼓励他跑下去。但是这位选手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没有对裁判和赛事主办方表达一声抗议,只是默默地走回跟更衣室。但这又是另一种抗议。
 
 
 
 
 
03
 
内卷:一种社会形态
 
一考定终身,鸡娃现象不止;一房定终身,躺平主义盛行。鸡娃和躺平是内卷化社会的两大现象。鸡娃是一种内卷化,父母与娃都深陷内卷之中;而躺平主义是一种消极的回避,他们试图在内卷化社会中做一个渺小而独立的自己。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内卷化是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过程,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一直处于阶级固化、存量斗争的社会形态之中。这是一段残酷的杀婴、弃婴与鸡娃史,也是一段躺平即死亡的内卷史。
我曾在《内卷化焦虑》中指出,内卷化是人被锁定在边际效用持续递减的制度环境中争夺存量。
 
如何突破内卷化社会?
 
在人类社会千万年里,内卷化是无解之题。边际理论告诉我们,改变边际递减的唯一方法是改变技术水平。新技术、新知识源自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思想。但是,在万古长夜中,人类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观念,均被一整套制度(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及法律习俗)锁定。改变制度与思想需要靠信息与教育,但是古代掌握信息与教育主导权的统治者不会给民众觉醒的机会。这就是一个无解之题。
 
中世纪的欧洲阶级固化、等级制度森严,中间没有任何晋升通道,农民和农奴永远在城邦最底层中内卷。从13世纪开始,一系列外部力量,如13世纪的蒙古骑兵西征、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15世纪末开始的意大利战争、16世纪的宗教改革,逐渐冲垮了欧洲的城邦体系。到了15、16世纪,西欧迎来了史上空前的宽松环境。接下来才有但丁、威廉三世、约翰·洛克、艾萨克·牛顿、亚当·斯密,思想启蒙、自由交易与近代科学迅速瓦解了延续千年的内卷化制度。人类从存量争夺转为增量创造,从阶级固化转为社会流动。
 
西欧为人类打开了“天窗”,其中存在诸多偶然因素的交集。它不是教育的结果,更像是人的意识、观念逐渐演化的结果。教育,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的源泉,是打开内卷化社会的关键钥匙。但是,这个教育,必须是培养人的教育,而不是筛选人的教育。
 
古代中国也是阶级固化的等级社会,但与中世纪欧洲不同是,其中存在阶级晋升的通道,那就是文官系统。如何才能走入文官赛道?那就是科举考试。古代中国也有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并不是培养人,而是筛选人。科举考试筛选出最高智力、最忠于皇权的一批人进入文官系统,然后文官系统将皇权统治输送到神州大地的各个角落。可见,科举筛选出来的“智者”,如翁同龢,反而加强了社会的内卷化。
 
有人拿出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的信号传递模型,认定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劳动力市场筛选人。在斯宾塞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
 
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在供求上存在匹配关系,但是这不会扭曲教育的本质。因为市场自发秩序不是简单的筛选人、匹配人,而是通过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激发人的各种天赋,创造纷繁的价值和多元化的社会。如果人为地扭曲教育的本质,将教育变成筛选人的工具,而不是培养的园地,那么不可能出现边际递增,社会永远内卷于存量斗争中。因为边际递增源自曲线右移,而曲线右移的唯一动力是源自教育的新知识、新技术与新制度。
 
教育正如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强健身体,而不是比赛。只有运动能力出色的才进入专业比赛的通道,力大无穷的投铅球,健步如飞的跑短跑。人的神经元在7岁之前基本发育完成,神经元决定了人的智力水平。如果小孩过早地承担考试压力和生活压力,会对其智力发育造成伤害。芬兰、挪威、瑞典和德国对7岁之前的小孩给予相对宽容的环境。小学和中学主要培养的是独立的思维能力,以及激发不同类型的天赋。中学后,各自根据自己的天赋从事不同的职业,只有一部分高智力的人进入大学深造,从事科学及学术研究。比如,德国父母不执着于孩子上大学,不少孩子上产业技术学校,然后成为一名产业工人。德国的产业工人,逻辑思维好,技术功底扎实,工作时间不长,工资收入不低。
 
但是,假如规定100米赛跑在13秒以内的人,或者拥有本科文凭的人,才能进入城市生活,那么运动和教育会变成筛选人的竞赛。这两条赛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拥挤,鸡娃现象越来越严重。而这场竞赛的多数失意者,在高不可攀的房价下,在没有其它选择时,容易自发地萌生躺平主义心理。
 
可见,筛选人的教育,边际曲线难以右移,社会内卷于存量斗争,同时躺平主义流行;培养人的教育,创造新知识、新技术与新制度,打破阶级固化,创造财富增量,促进社会流动。
 
所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激发人的独立的思维和自由的思想,而不是筛选人。人类在12-16世纪期间的意识与观念演化,其实是遵循了教育的本质。人文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人“做回自己”,人不是上帝的附庸、国王的工具和意识的奴隶。这是教育培养人的源头。“鸡娃”则走了相反的道路,进入了考试竞赛、智力筛选的内卷通道之中。而躺平主义是被动地消极地无意识地触及到了这个源头。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我每天晚上“鸡娃”时,每当看到“躺平”一词时,容易想起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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